16年前的一个夏夜，军旅作家王树增的妻子王瑛突然问他：“为什么长征能够影响人类的文明进程？”

王树增愣了一下，王瑛随即把她刚读完的《人类1000年》放在丈夫面前的书桌上……这本书以“影响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为标准，评选了1000年来的100件世界大事。其中，中国火药武器的发明、成吉思汗建立元帝国和红军长征得以入选。

王树增翻看了这本书中对长征的评述，那是一种中国人从未有过的认知。1000年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何其多也，长征究竟凭什么进入来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学科领域学者们“法眼”呢？

王树增认为，“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学者不会从我们的党史与军史这个角度来看待长征，而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他们眼中，长征是作为信念不朽的象征而入选。西方学者认为长征影响了人类精神文明进程，外国作家屡屡写长征是因为它为人类注入了新的精神活力。”

那个夏夜，王树增和妻子就世界何以这样评述中国的长征讨论甚久，那个夜晚，就是王树增写作《长征》的开始。

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也迎来了出版10周年。10年间，《长征》销售50多万册，成为镌刻一代人的心灵史。

不久前，《长征》（修订版）面世。在这一次“几乎每一页都有批注和修改痕迹”的修订中，王树增再次深刻体会了长征精神。

对王树增来说，创作《长征》既是一次时间的跋涉，也是一次灵魂的体验，从而给他的思考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王树增用6年时间写作了《长征》。他创作《长征》的初衷，并不仅仅是为了奉献给读者一部长征史，更是希望人们通过观察历史事件，来审视今天，审视自己的心灵。

他重走了长征路，并且是一段不落地走的，长征的出发地、会师点、湘江等，在万里征跋中体验长征之路所给予人们的灵魂冲击。对王树增来说，创作《长征》既是一次时间的跋涉，也是一次灵魂的体验，从而给他的思考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关于基层指挥员和战士的资料十分匮缺，他只能在大量的回忆录或史料中逐一细致搜索，“如果是同一战役，由不同的人来叙述，至少有两三个人提到同一个名字，那么这个人就值得我一写，我就要尽可能地查到他的籍贯和年龄。”

为了写《长征》，王树增翻阅了数千万字的资料，仅笔记就做了240余万字。他的夫人王瑛说，当年家里几乎成了“长征作战室”，墙上、地上铺满了地图，但王树增不愿意提及这些过往，他说这都是作家该做的。

王树增说，《长征》出版后的10年间，常常有读者与他讨论长征历史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历史学意义上的史料与史实、军事学意义上的策略与战术、政治学意义上的信仰与革命、社会学意义上的文明与进步。

这些读者社会身份各异，但是他们思考的焦点却有惊人的相近之处，那就是：即使相隔数十年，为什么当我们回顾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那次异常艰险的远征时仍会怦然心动？为什么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红军所付出的牺牲会让我们不自觉地审视自我的精神与意志

有读者告诉王树增，他们拿着《长征》去了江西、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甚至还有读者去了《长征》开篇写到的黔北甘溪小镇，去找当年桂军对红军发动突袭时利用过的那条暗水沟，当地的老人说暗水沟就在小镇街道的石板路下面。

王树增对此很欣慰：“我希望这样的《长征》，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这段民族的精神史，在匆匆忙忙往前赶的步伐里，懂得回头看看前辈走过的路，获得精神的滋养。知道从哪里来，你才能知道到何处去。一个回望过去一脸茫然的人或民族，不可能往前走得踏实。”

这10年，王树增陆续积累了新的资料和对长征的新的理解。《长征》最新修订版增补万余字，总计70万字左右。为了此次修订，王树增前后花了1年多的时间。为了增进读者对长征的理解，修订版依据近10年间新问世的将帅回忆录，添加了大量战场战斗的细节补充。比如书中讲到红军第六军团击溃黔军的阻击进入贵州后，军团长萧克惊喜地发现，红军得到了一张1平方米大的地图，而此前，这位红军指挥员使用的地图是从中学课本上撕下来的。王树增在修订版中增补了一句话，讲述红军没有拿到地图前的窘迫：“以至于部队每到一处必须要找向导，贵州东北部山高谷深，道路狭窄，河流纵横，向导往往对5里以外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所有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红军官兵，心里无不向往着没有苦难的生活，这种向往令他们不畏艰险、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尽管他们倒下的时候、鲜血流尽的时候，每个人都年轻得令我们心疼不已”

王树增在10年间也把长征路上的要点又走了几次，他又去了湘江上游的道县，那里是长征途中最为残酷的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去道县是为祭拜一座坟茔，那里埋着一位没有头颅的红军师长。

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湘江战役中担负后卫任务，当中央红军的其他部队渡过湘江后，第三十四师陷入国民党军各路部队的重围。拼死突围中，全师官兵大部分阵亡，师长因为负伤被俘。在湘军用担架抬着他押往长沙时，他在担架上撕开自己腹部的伤口掏出肠子拧断了。湘军军阀何键将他的头颅砍下来，挂在他出生的那条小街前的城门上——红军师长陈树湘，牺牲时年仅24岁。

他又去了贵州遵义，驻足在被当地人称为“红菩萨”的小红军的墓前。四渡赤水时，红军小卫生员因为给穷苦百姓看病，没能跟上出发的大部队，被当地民团捉住后残忍杀害。百姓悄悄地埋葬了这位小红军。今天，小红军的坟已迁至绿树成荫的烈士陵园内，墓前矗立着一座雕像——一顶红军帽下是一张稚气的脸，小红军的头微微垂着，望向怀里抱着的一个垂危的孩子。小红军是广西百色人，自幼跟随父亲学医，12岁参加红军，是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三团二营的卫生员，名叫龙思泉，牺牲那年刚满18岁。

“所有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红军官兵，心里无不向往着没有苦难的生活，这种向往令他们不畏艰险、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尽管他们倒下的时候、鲜血流尽的时候，每个人都年轻得令我们心疼不已。”王树增说。

修订版《长征》封面特意选用了摸上去有凹凸感的手揉纸，喻指长征路途的崎岖不平。在王树增看来，这恰恰是一种长征精神：“有人问我《长征》在写什么？我说我写4个字： 永不言败。 当代的中国人在一生中会遇到很多纠结，但只要秉承着 永不言败 这4个字，就会克服人生当中的很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