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今日,用英文翻译中国经典时,遇到「君子」一词最常见的译法就是「绅士」(gentleman)。由此可知,这两个词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中都是指称某种值得肯定的人格典型。不过,「绅士」一词也可以广泛指称成年男子,所以在演讲的一开头,许多人会说:「淑女们与绅士们」。而在使用中文的人群中,很少听说谁会公开说:「各位君子」。也许「君子」的层次更高也更为罕见,并且始终保持其理想性。
有一位复旦大学的硕士生来台大求学一年,说他很佩服一位心理系教授,因为这位教授一再强调:儒家要求人人都成为君子。我问这位学生:他有没有说明一个人「为什么」要成为君子?答案是没有。心理学与哲学的差别即在于此。心理学告诉你:如果你希望社会和谐,你就应该修养自己成为君子。哲学告诉你:如果你理解「人性」是怎么回事,你就会要求自己成为君子。换言之,在儒家看来,成为君子不是为了外在的目的(如社会和谐),而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人性(因为人性向善)。
那么,西方人所肯定的「绅士」是一个什么样的的概念呢?它有没有更深刻的根源呢?
一,绅士理想的源头
满清最后一位皇帝在紫禁城出生,当时西方的船坚炮利已经震慑了中国。溥仪如果再接受传统的中国式教育就不太合时宜了。宫廷为他找来一位英国籍教师强斯顿(Reginald Johnston)。当强斯顿同溥仪谈到他将会受到何种教育时,特地描述了「绅士」的形象,其大意是:绅士是一位说他所想并且想他所说的人;他对言语能运用自如,可以精确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且具有正直的品行,保证会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起责任。
「言语」在此居于关键地位。这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传统。在古希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以在公开场合针对公众事务表达自己的看法。雅典没有律师阶级,因此每一个公民都必须能够在诉讼案件中为自己辩解。苏格拉底就是著名的例子,他受人诬告,独自面对五百多人的大审判团,公开为自己辩护的过程,相当完整地记录在柏拉图的对话录《自诉》中,已成为文化史上经典的场面。
当时有一个辩士学派,专门教导修辞术,特别推崇语言的力量。其中的代表人物高尔加斯说:「语言是一股伟大的力量,它用最渺小并且最不可见的方式取得最神圣的成就;因为它甚至能够让恐惧止息、让忧伤消逝,创造快乐情绪,以及增加怜悯之心。」与柏拉图同一时代的伊索克拉特在办学方面颇有成就,他进而认为:一个人如果口才过人、足以说服听众,那么他不但不会图谋私利,反而会「选择优美而文雅的主题,还有那些涉及共同善的事物……而且一个想要说服他人的人,并不会忽略自己的美德,反而会予以特别的关注。」
到了罗马时代,西塞罗对于「公民」提出一个标准,实无异于绅士精神的体现。他在《论公共责任》中说:「我们生来就不是只为自己而活……大地产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使用而创造的,因此我们做为人,也是为了他人而诞生的,为了彼此能够互相扶持而诞生的。因此,我们应该以大自然为导师,并透过善意的响应而对人类的共同善有所贡献。也因此,藉由我们的技艺、努力与天赋,我们应该致力于人类社会的团结,让它和平而和谐地传续下去。
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宗教与神学并未压抑或排除人文心灵的关怀。十四世纪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佩脱拉克把经院哲学让人烦心的枯躁论证搁在一边,公开陈述:「知道何谓四足动物、鸟类、鱼类与蛇的本性,而不知道或甚至忽视我们自己的人性,我们诞生的目的,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那么你所知的有什么用呢?」西方的绅士理想至此确立了基本型态,就是要关注于修养自己以谋求共同的福祉。这种理想与宗教并无必然冲突,而是聚焦于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上。
二,绅士与博雅教育
十五世纪初期,维格里欧写下第一本人文主义者论教育的著作:《论绅士的举止与博雅教育》。其目的在塑造年轻人的品格,使其成为正直而关怀社会的成年人。他说:「因此我们认为,只要一门学问配得上一名自由人,它就算是博雅教育的一环。通过这些学问,人们会实践或追求美德与智慧,并且身体或心灵也会因此而倾向于一切最美好的事物。」这种博雅教育已经成为后代大学教育的目标之一了。
为了完整说明强斯顿在溥仪面前提出的绅士理想,最好的办法还是引述纽曼在《大学的理念》所做的细腻而著名的描绘。所谓绅士,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帮助别人时,不会邀功。他施舍时,倒像在接受施舍。……争论时不会口不择言,也不会胆怯退缩;不会占人便宜,不会把人格魅力或尖锐言词当成论证,也不会迂回地讽刺骂人。……他不会因为别人出言不逊而感到被冒犯,因为他清醒明智;他不会记得他受过的伤害,因为他专注于眼前要做的事;他不会对人心怀恶意,因为他没有那种空闲。」
这样的「绅士」如果用来翻译儒家所谓的「君子」,大概相去不远了。仔细推敲,还是集中于「言、行」二字。孔子的学生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深入分析,依然是「言行」二字。《易经‧系辞传上》引述孔子的话说:「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至也。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我们阅读中西文献,经常觉得西方的数据在译成今日通行的白话文之后,反而显得没有距离,其内容也更容易理解。如果对照纽曼对绅士的描述,与孔子的这一段话,确实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感受。既然如此,不妨再听几句纽曼的说法。他说:真正的绅士「会小心地避免让旁人感到刺耳或不安。他会避开意见的冲突、感受的纠结,不让人觉得压力或疑惑,也不激起愤怒。他最关心的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感觉舒适自在。」这番话在社交场合也许可以产生作用,大家表现所谓的绅士风度。但是稍加思索不免让人困扰,因为这听起来倒像是孔子与孟子所大力批评的「乡愿」了。难道西方的绅士最后看起来会是一个乡愿吗?
者,以比较公平的方式来说,儒家所谓的君子,是否在某些方面也会显得类似乡愿呢?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凡是主张「人和为贵」,要求大家互相尊重及忍让的说法,不是都有乡愿的嫌疑吗?这个问题如果落实在具体的生活处境中,必须考虑两个前提:一,如何判断谁善谁恶,以致你可以采取明确的及正确的立场?二,如何肯定自己是对的,是站在善的一方,以致可以同恶的一方划清界线?这两个前提不论在中国或西方,都没有公开而清楚的判断的标准。这也是人生的根本困惑之一。
不论绅士或君子,都不是顺着人天生的本能就可以发展成功的。两者都需要接受教育并进行修养,并且目标都是「修己善群」,使自己成为维护群体秩序的中坚力量,使社会因为自己而更为完善。在此,问题转变为:是否只有少数人,因为受过教育而有责任成为绅士或君子?或者,这种人格典型是「每一个人」(不分性别与阶级)都应该去向往及实践的?
我想,答案应该是后者: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君子或绅士。这种答案若是成立,就须进而探问:这种人人具备的责任是由何而来的?是神的命令(或可称为「天命」),还是人性共同的要求?若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则绅士或君子的理想终究是虚而不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