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诞生偶像比诞生黑科技还快的时代。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经常在朋友圈看到这样的新闻:
谁谁谁,不想当房奴,90后小夫妻回到古村,酿最美的酒,种最好的菜,睡在最爱的人身边。
谁谁谁,放弃几百万年薪和高收入,只为造一把保护环境的勺子。
谁谁谁,宁愿丢工作,也要勇敢揭露老板的潜规则。
……
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创业者,也被网民敬仰,被粉丝支持,成为能感动身边朋友的人,不断走穴演讲,却收效甚微。
这篇文章,林屹老师就带你重新思考:当下的消费者们,需要什么偶像?
偶像是一种商品,而我们很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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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人,为什么需要偶像?我们为什么喜欢在朋友圈里,转发 90 后小夫妻放弃房奴身份、回归农村生活的消息?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事物持续存在,一定是因为它满足了某种用户需求——就像椅子的存在是因为其满足了人们“坐”的需求。
而“偶像”的存在,也是因为它满足了我们“心理替代”的需求——我们看到别人回归农村生活,建立了相同的幻想,以替代自己实际去体验回归农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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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样有效,是因为神经科学近些年发现,人的大脑情绪表现的两个重要特征:
1. 想象体验和真实体验是相似的。
你幻想自己去勇敢揭露黑幕,和自己实际这样做,在大脑情绪体验上,是分辨不出来的。
在一组实验中,心理学家让一群人幻想吃奶酪,结果发现脑部的反应和真正吃奶酪的人类似。更神奇的是,幻想吃奶酪的人结束幻想,甚至食欲也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2. 他人体验和自己体验是相似的。
因为镜像神经的存在,我们看到一个与我们相似的人行侠仗义,和自己实际行侠仗义,情绪体验也是一样的。
在一组实验中,看到别人赌博赢钱,和自己赌博赢钱,检测到的大脑反应也非常类似(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
某父亲因为年轻时想当公务员当不上,就百般逼迫自己孩子考公务员,也是相似的需求——看到自己孩子当了公务员,和自己当年真的成为了公务员,其实情绪体验类似。
正是大脑的这种设置,才让我们可以在各种欲望之中得到一定的平衡,通过自身幻想以及观看他人的行为,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欲望满足(即使没有实质上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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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想获得性但实际上又难以低成本获得,于是有了 Porn(片)。
很多人想获得快意恩仇、大杀四方的体验又迫于法制,于是有了被称之为 Action Porn 的粗暴动作片。
同样,日常繁忙工作的白领们,要背房贷,要升职,要养家庭,要维持社会身份,总有很多想做但不能做的事情,于是有了很多“行为偶像”:去回归农村,去丽江开旅馆,去勇敢反对无耻的制度,去证明女性的平等……
而当我们去转发、支持、关注这些偶像的时候,也相当于获得了跟自己实际付出行动去做类似的情绪体验。
如果说为替代“性体验”而产生的商品是“ Porn ”,那么这种为了替代“做出某些想做却不能做的行为”而产生的商品,就可以叫“Behavior Porn ”了。
过去我们经常讲关键意见领袖(KOL),那么现在就不得不提一种新的领袖 —— 关键行动领袖(KBL)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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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们会成为“关键行动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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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关键行动领袖(偶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满足了人进行“心理替代”的需求——我们一直想鼓起勇气去辞职创业,但迫于各种内心的压力,没有做出这样的行动;而此时有人这样做了。我们进行看电影式的角色替换,并且幻想,也获得了类似于自己实际去做的情绪体验。
那么这些人成为这种偶像的关键是什么呢?
其中的关键就是,让大众觉得:“我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但我和你唯一的区别就是克服了某种心理阻碍。”
比如,王辣辣因为放下一些世俗的工作去泰国卖酸辣粉,结果火了,并且得到很多人的崇拜。
因为这些崇拜者(很多是在一线城市工作的白领文艺女青年),也一直想要去风景优美的地方开店,也跟王辣辣身份、形象等类似,但就是迫于某种心理阻碍因素(比如生活压力或者不愿意付出努力),而没有去做。
这个时候,她们看到王辣辣去做了自己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情,就容易产生崇拜、支持等情绪,从而进行一定的“心理替代”,获得跟自己实际去做类似的情绪体验。
去做别人想做却不能做的事情——这是成为偶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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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不是只要做了“别人想做但不能做的事情”,就能成为偶像?当然不是。
你做的事情必须具备“可模仿性”——让人觉得他们之所以没能做到你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因为某种自身的心理障碍(比如不够努力),而不是因为一些难以控制的因素(比如有背景)。
比如,为什么即使在前几年百度市值超过阿里的时候,崇拜李彦宏的人也远远没有崇拜马云的人多?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觉得马云的成功更多是领导精神、奋斗、魄力等,而觉得李彦宏的成功是因为掌握了牛逼的搜索技术。
要学习和模仿马云,普通人觉得好像很简单,只需要克服某种心理阻碍就行了——比如更加奋斗,更加慷慨激昂。而要学习和模仿李彦宏,那就看起来麻烦多了,学习技术至少要买本 C++ 的书来看吧,还不一定看得懂。
这就意味着,马云作为偶像,具有很强的“可模仿性”,而李彦宏,并没有多少可模仿性。
崇拜偶像,就是为了在内心进行“模拟”,以获得和自己实际去做类似的情绪体验。而你不具备这种“可模仿性”,又怎么成为偶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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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说到最崇拜的投资人,只要是金融圈以外的人,估计 10 个人会有 9 个人会说是巴菲特。是因为巴菲特是最牛基金经理吗?
自然不是。实际上,很多人没听说过“詹姆斯·西蒙斯”,他是一个很伟大的量化投资基金经理,他投资的长期回报率并不弱于巴菲特,甚至有的年景收益率比巴菲特还要高。
那民众为什么不崇拜西蒙斯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巴菲特崇尚“价值投资”,讲究的是投资哲学,按股不动,看价值;而西蒙斯崇尚量化投资,需要精密的数学分析和大量的模型推算。
对普通民众来说,这两个人都做到了“他们想做但不能做的事情”,但区别就在于——可模仿性不同。
巴菲特可模仿性高,民众觉得要模仿巴菲特,更多是偏“心理”的因素(比如相信长期价值、相信趋势的力量),只要自己在内心克服了这些阻碍,自己也能行。而西蒙斯可模仿性就差太远了,普通民众可能不愿意去研究什么叫做“回归模型中的序列相关性”。
所以,如果要成为行动领袖,一个关键就是要让人觉得:我跟你一样,都没有资源,没有技能,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勇敢去做而你不去做(比如马云的魄力),或者我有某个信仰你没有(比如巴菲特对长期价值的信仰)。
这样就具备了可模仿性。(虽然大家并不是真的去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