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炳信：我特信这样一句话，人生难得两块碑——口碑和墓碑。这两块碑都是你生前看不到的，墓碑上面写啥字，你生前看不到，你给自己写上“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你说了不算，还是后人给你写的那几个字算数。第二块碑，口碑，也是你生前听不到的，当面听不到的，所以在百年之后得了两块碑，口碑和墓碑他都得到了。回过头来看，92年南巡那些讲话，看似很散谈，很无意，很随意，既没有党政军干部大会，也没有对群众集会演讲，整个感觉像是信手拈来，但是短短的3万多字，在中国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重要的是，他当时已经是连最后一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都已辞去，这样一个退休的中共老党员，一个老人，一路走，一路讲，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它的一个直接成果就是把中国停滞了四到五年的经济列车重新启动；第二，把它的精髓写进了十四大；第三是整个冬天里的一把火，春天里的一把火，秋天里的一把火，夏天里的一把火，一年四季都在烧，当时你在新华社广东分社，这段时间，从一个新闻记者角度，倒回这12年，你怎么看这件事。

王志纲：南巡我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看到了什么东西，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是1991年底，当时是万马齐喑，寒风萧瑟，经过一个“”以后，再加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整个中国内忧外患。人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是思想解放。盘活思想解放的手段一个是社会主义路线教育，第二个开放改革不谈了，甚至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是还要强调，这时候对整个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对小平的开放改革心领神会的一批党内健康人员，一直是非常担心的。所以整个中国历史把这个关键体现到13届六中全会，91年12月，回忆这个会，分成两块意见，其中一块占主流，就认为不是社会主义能救中国，而是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再不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个背景下面，的六中全会终于开了，开了不到两三天，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北京打来的，穆青叫他秘书给我打的。就说是穆青要南下广东，但穆青不好说，就说是考察考察，看一看，但是穆青在电话里跟我怎么说呢，怪了，穆老头跟我还有点亲，他就说一个是穆青喜欢摄影，就是在广东搞搞摄影，第二个就是跟我讲，中央开了六中全会了，非常令人振奋。我当时觉得有什么令人振奋的，就是终于强调了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后来穆青说这句话的价值非同一般。

田炳信：这是南巡以后的事？

王志纲：不，是之前。所以我实际上是历史的当事人，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我在想什么，我没有像陈开枝或者像他们那些接待处的人跟天天在一起，但是呢，我像一个天上的雄鹰一样，看到的东西比他们还更广阔，他们太近了，吃喝拉撒，他们可不知道这背后的来龙去脉。这是一个背景，当时穆青跟我讲，这次六中全会的一个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终于再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来才发现了不起，就等于这个车就快要掉到悬崖下去了，他把这个车刹住了。所以穆青说他希望到广东来走一趟，就是写“风帆起珠江”的前夜，胡国华就找我随行陪同穆青。我这个陪穆青就很好玩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向来是大爷，别人侍候我的，这下子我就扮演了最荒唐的角色当秘书。穆青和他的夫人、秘书来了广东，第一个我去接，我就开了新华社广东分社的面包车，就接上了，接上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摄影，考察岭南，第一站就去了肇庆。当时我印象很深，我说穆老身体真好，70多岁比我精神还好，当时拍照片，我还土老冒，我说穆老，您这是什么相机，当时没有数码相机，（穆老的相机）很大，用电，人工，我一看就说这摄影师不是很好当吗？不就用电调控嘛。在肇庆拍了两三天照片，我记得有一次从肇庆回来经过南海大沥，专门生产铝合金的，大沥当时有很多人卖沙皮狗，穆老当时很兴奋，说“国泰民安”，穆老是这样说的，说：“老百姓富有。”后来闹了一个笑话，到了广州以后再往下走，我回家去拿行李，我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小偷太厉害了，我的相机，穆老的相机都在里面，等我上楼把行李拿下来以后，车还保持完好，但相机不在了。我没记错的话，广东分社还叫我赔钱，扣我工资，因为我把公共财产搞丢了，穆老还笑我，穆老很厚道，我是很笨，我哪会伺候人。广州走完了以后，开始往下走了，到了深圳，在深圳住下来以后，就去了惠州，南番顺，就由深圳新华社接待。当时我第一次接触沃尔沃，就换了一部沃尔沃给我们坐，我说什么是沃尔沃？就像欧洲坦克，当时穆老头、我、他的秘书、胡国华四个人坐车到了深圳，就住在梅园，就在刚住下的当天晚上，李灏来了。李灏来了就很神秘地跟穆老头讲（我在旁边，所以我是历史是见证人）：老爷子要来深圳了。哇，当时想起来很好玩，因为我是记者出身，我就觉得有戏了，有新闻可做了，事后我才反应，我当时没有商业头脑，有商业头脑赶快告诉股票大户，赶快吃进，一定赚大钱了，那时没这种意识，就觉得中国要天翻地覆了，有大新闻可做了，这就是记者。

田炳信：那是几月份的事？

王志纲：就是12月底，91年12月，就是小平南巡之前，我是第一个知道的人之一，就我跟穆老头，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个背景，但我不知道南巡会造成这么一种天翻地覆的事，平地惊雷，这是李灏第一个告诉我。第二个还有个消息大家更不知道，就是那个郑良玉和后来那个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来看穆老头，当时在这背景下，深圳新华社还叫穆老头给这两人施加压力，因为深圳新华社盖大楼，后来才发现，郑良玉在官场很窝囊，他说了话没用，但是我还发现一个规律，我对厉有为印象并不好，但是我没想到厉有为在那呆了两个小时走了以后，穆老头讲这是个好同志，我就发现老同志评判力跟我们就不一样。后来没想到厉有为很快就当市委书记了，我就想起穆老头这个判断眼光就是厉害，很有意思。好了，这样一走，继续往下去，走到珠江三角洲就差不多完了，走到顺德，我们住在顺峰山庄，这时候，穆老头跟我说，小王你做好准备，写篇通讯，起草一篇稿子，结果我们就把穆老头送走了。到元月，我写稿子写了十来天，因为穆老头12月份走，我就开始起草了。10号等到中旬的时候，就是开始南巡的时候，穆老头突然打电话给我，叫我到北京去，把稿子带去。当时我去北京的时候，新华社正在开分社社长会议，工作会议，我去那个所谓的会场的时候，所有的社长都站起来看着我。穆老头在台上说“你来了”。穆老头是个很忘情的人，所有人都看着我，弄得我很尴尬，不知怎么回事。后来穆老头说你们开会，你们开会，就跑出来了，跑到办公室，我就到他办公室，冯健、关定忠那帮高手都在那里，穆老头就说，你先不要跟我说稿子，你就只给我讲你的稿子的题目，这是穆老头的特点，其实他也在琢磨这个问题。后来我就说：“穆老，那你先说你想了个什么题目？”他就说了两三个，“珠江漫步”，他说我都不满意，他说你说吧，我这个人自视很高，我说穆老头，我把名字一说你不从凳子上蹦起来就算我白说了。他说你说呀，我说“风帆起珠江”，他叭一下子跳起来，“有了”穆老头这人我觉得了不起，“就是他了”，他说名字取好了就有了一半，他说行你把稿子放在这。第二天一早，穆青打电话找我，我就去了，这是我最牛最自豪的一段经历，穆老头跟我说他看了，基本可以，就是怎么改，在这基础上改就行了。这是第一句话，这句话告诉我，我从事新闻记者几十年来，凡是跟我合作的，不否定几次，不搞得死去活来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次一次通过，后来我说那你是看对人了，这也是穆老头跟我讲的第二句话，这是我感到很牛的一段，它是一次能过，不能颠覆重来，穆老头调集了很多高人，改了十几天，改的过程中我参与了。其中还出了一个笑话，我当时写完通讯，最后一段，写完一股浩然之气涌上心头，我就产生了一首诗，“大江落日月，风帆起珠江，当我们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放眼五洲四海，回眸浩浩神州，不禁热血沸腾；当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正从珠江起航，那百舸争流，千帆尽起的时候还会远吗。”穆老头很欣赏这句，他就问我这首诗的出处，我当时就想，要什么出处，王志纲写的不就完了嘛，但我不好说是我写的，我说记不清楚是唐诗还是宋词了。穆老头很负责，他就调集很多人去查，最后宋词里面还有这么一句诗，不是“大江落日月”，而是“大江落日夜”，后来我就忍不住笑，我说“落日夜”根本就不是我这个“落日月”，就是江在奔流，白天装太阳，晚上装月亮，这是个小插曲。稿子改完我就回广东了，等到我回到广东，从广州到了上海，一过了1月份，2月初整个中国天翻地覆。这时候有一天我在白云山，突然总社电话找我，我一接，穆老头跟我说了一句话，原话：小王，今天中午把稿子送给瑞环，批回来了，写了核桃大一个“好”字，你赶快告诉谢非同志和广东的有关媒体，新华社下午将发通稿，希望他们关注。后来我就给蔡东士打电话，蔡东士当时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他说好啊，知道啦，我说告诉一下谢非同志，总社打电话跟我说的，他说知道啦，我会告诉他的。后来新华社当天就把通稿发了，发了。后来还有一个小插曲，历史政治事件，这一发，当时经济日报范总编跟穆青关系非常好，不仅在头版头条，而且自己署名写评论，而人民日报不仅不用，而且还专门调人来调查什么意思，现在反和平演变，你们什么意思？

田炳信：稿子发出来是南巡以后了吗？

王志纲：这时候南巡还没有彻底曝光，他们还不知道，最后，三个月后，真相大白，穆青见到我说了一句话，真相大白后，人民日报被改组。穆青跟我说了一句话：小王，这篇稿子救了新华社。我说不会这么严重吧，怎么会救了新华社呢，他说这篇稿子在关键的时候表明了新华社的立场。事后，我就发现另一个问题，我刚才讲抢救史料绝对就是我所见到的过程，它是很精彩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件事，我在新华总社每天跟穆青在他办公室里面，牛正武跟随南巡这整个过程，每天都有电话打来，打来总社，我在旁边。其中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过程，在深圳的时候，那天牛正武打电话过来，我在旁边，牛正武就说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榕和谢非同志找到他，希望他请示穆青，能不能请穆青找邓办，让同意把这次南巡付诸报道。后来的原话是“不开这个口子”，原话四川话，后来呢，邓榕也着急了，跟谢非一起来找牛正武，牛跟总社打电话，当时穆青在旁边，我说穆老，你就推一下嘛，我当时私心重想着稿子，穆青当时叨着中华牌烟，穆老头当时烟瘾很大，他说：“谁能做得了老爷子的主啊！”因为他知道的性格，他已经说不开这个口子，你再怎么说也没用了。就是这么个背景，所以实际上是一种真空状态，到了后来这个口子怎么拉开了呢，我最后发现真正的功臣是李灏。中国这个国家的事情有很多处于一种边缘状态，李灏已经将此事交给了宣传部，陈锡添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抢救史料，一句话都把它记下来了，他也不知道有没有结果。陈锡添其实只跟到蛇口就回来了，后面的就不管他了。陈锡添反复地整理完以后呢，据我所知就是这样的，当时跟这个过程，其实是两股人在博奕，在较量，有人很害怕，派人密切地关注整个过程，也有人希望通过这件事重新洗牌，但是这件事不好办，官场有很多秘密，奥秘的。这时候到了广东，到了深圳，让香港传出去了，到了上海，在广东深圳就开始报道这件事了，已经传开了，已经挡不住了。深圳就打了一个擦边球，深圳特区报先报，这一报我当时跟穆青在旁边，穆青说新华社转发，我当时站在他旁边听他说的，因为新华社转发，穆青是没有责任的，像深圳的党报已经报了，他转发一下。这些东西把口子给拉开了，一发而不可收，最后春天的故事开始来了，所以后来我一直在关注高层的权力操作，当时是权力更迭的时候，它很微妙。

田炳信：另外一个问题，南巡之后，在中国掀起了这么大的轩然大波，作为一个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的一个老人，当然这里除了他个人这么几十年在国际、国内形成的特殊的历史地位以外，这之前还有一个苏联的解体，东欧巨变，事件，这几个事件给中国造成的压力，就是对改革开放这十几年这条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还是不对？但是南巡之后把这些话一讲，然后这中间的传播速度，因为我在中间搞过调查，这传播速度是3倍，包括陈锡添的那篇《东方风来满眼春》，实际上是有相当多的内容是把中央5号文件的内容装进去，80%的讲话是在珠海讲的，不是在深圳讲的，当然这就不管了，刚才的猜测也是对的，正好有个中国残疾人会在深圳开，李瑞环当时是建议新华社转发，并不是穆青转发，这个南巡之后不在话怎么样，南巡之后掀起了一股整个经济开放，开发的浪潮，回头你看这件事……

王志纲：如果敢登的话，我告诉你一个关于南巡的历史观，在南巡之前，已经搞了一次南巡是失败的南巡，上海之行，1991年春天，不是92年春天。到上海去休假，在休假期间，已经深感保守势力的复辟，他本来是不想管的，他感到很着急，讲了很多后来南巡讲的话，后来解放日报写了八个评论，改革开放八评。这个八评非常有意思，本来该出来的时候，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出来以后，被北京发现以后，北京披天盖地的臭骂，最后的结果，上海不敢承认。这种事情假如我作为社会评论家的话，如果不把这个潮流拧过来，就不是的性格。所以为什么以88岁高龄一定要南巡，这就想到希腊的一个寓言，叫“安泰离不开大地母亲的怀抱”，凭借上海这个平台，他根本不能北伐，所以经过精心准备，才有了1992年春天的故事，南巡这是有备而来的。但是为什么能够翻了天，天时地利加人和，一个讲天时，全民全党全军，可以说是天同此理，人同此心，都希望改革开放，历史大趋势，这是前提。“安泰离不开大地母亲的怀抱”，站在大上海黄浦江边，一个满目沧夷的地方讲改革开放不行，要站在广东，就像穆青一样，站在广东风帆起珠江，沿海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地方，再回头说，“谁不改革就下台，发展才是硬道理，看看广东吧”。这时最有强大说服力的，是地利，所以借助人气和地利，给中国权力斗争上了一堂实打实的课，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第三个，当时到南中国指着北方说的时候，所有改革的势力就重新聚集到了他身边，这些一个又一个势力最后形成一个无比巨大的力量，最后搞得这些保守派的，要么就站队，要么下台。这说明这个人非常了不起，的确是一个经验老到的政治家，四两拨千斤。我现在想一个历史的偶然，如果不长寿，85岁就像一样就去了，中国真正就复辟了。为什么88岁高龄还能够思路非常清晰，能够一个临终遗嘱，别人问我怎么看，我说非常简单，最后一下子采取一个办法，把两根铁轨一扛，这边是两手都要硬，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第二条50年不变，走向市场经济，然后把火车铁轨一靠，然后在后面叭地油门一踩，火车就咣当咣当，只能快和慢，但不能偏离那个轨道，中国从此踏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

田炳信：再一个邓南巡之后呢，中国这12年现在看经济上的路走得还是比较快，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这块呢相对弱了很多，其实邓在南巡中也谈到。

王志纲：这种事情你就不好写了，说白了，所以我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不管是他愿意还是不愿意，就是这十年，如果错过这十年，中国就很麻烦。未来推动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是公平力量，而是这个社会力量，而社会力量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市场经济的代表人物，现在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他们现在开始关注政治环境，政治利益，开始结成利益集团，开始进入政坛，从政协到人大，这个东西挡不住的，但这个事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肯定要有某种契机，才变成这种东西。但他们那种追求，对政治的需求，这就是一种必然，但以后所谓的政治改革，怎么让这种阴沟里面的力量变成阳沟里面的力量，这是挡不住的趋势，是规律。

田炳信：你觉得小平南巡讲话他这种精神过了12年，对后人有什么意义？

王志纲：现在越往后看越发现，其实中国的男人当中我最佩服的一个人就是，我非常欣赏金庸的一个评价，金庸说全世界我就佩服一个，我赞同，心想这个人太了不起了，第一是举重若轻，千年难遇，而且是经历几十年战争血与火的锤炼出来的。

田炳信：举重若轻，是我的书里的一章，叫做八段惹愚，九段藏拙，中国人下围棋的高手，分九段，一段叫做入定，屁股能坐下就进入一段，二段定神，有排列的，宋朝就排下的，不是我们现在排的。

王志纲：第一个举重若轻，第二个问题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政治人物看待世界形势，中国未来，那种历史高度和那种纲举目张，四两拨千斤的能力，这是前所未有的。犹如扁鹊一样，就像关公刮骨，是药到病除，这个非常了不得，政治家的手腕。在整个中国大格局不影响的时候，通过这种探囊取物能够把整个中国历史的列车推向前进。

田炳信：这个问题我这么看，的时代更多的时候讲究的是公平……

王志纲：他不管是公平也罢，效益也罢，反正在手段的应用上，我觉得就相当于现在的外科手段，一种外科手段是开膛解肚，做外科切除，现在发明了一种叫做微创手术，包括像现在发现癌、肝癌、肾癌，这么一点口子，根本不影响你整个身体就把手术做完，人类由此可以减少很多痛苦，现代社会，就是微创高手，就是开膛破肚，大难当大智，这点我觉得了不起，我佩服第二个东西。

田炳信：你刚才讲到这，我插一句。手术上讲两个，一种是大，就是断头，开膛破肚，这叫大手术，今天的外科医生有饭吃；第二种就是微创，小的象针眼一样的，也有饭吃；在这中间的，不大不小的，基本上没饭吃，但从套路上讲，毛讲开膛破肚，大政治家，邓不完全是微创，他也有开膛破肚。

王志纲：这个是技巧问题，不说它了。反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从政治伟人的魅力和能力来讲，这点比了不起，这就是我在讲的论据。对整个中国的命运，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认识，他已经超越了一党之私，所以告诉美国的时代杂志，他不说我是的优秀党员，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观点，他代表了全民族的长远利益，他不是代表狭窄的党派利益，所以能成为伟人的很重要因素。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下面，才有了南巡，才有讲话的东西，才有首先是反左，左是主要的。中国这个国家，路线决定以后，干部是根本决定的因素，真了不起，政治很危险，我们都要远离政治，但政治很有魅力，我们都关注政治。

田炳信：这里涉及一个古老的话题，就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其实毛的时代。计划经济效率看怎么讲，其实你要说它低，它也不是很低，原子弹那时候搞起来了，坦克大炮那时候搞起来了。我讲中国就是三个有理，解放以前，毛吸收马克思主义道理是造反有理，毛的时代计划经济年代又是四个字，叫国富有理，时代是四个字，民富有理。我觉得公平和效率永远是一对天平的两端，政治就是这之间找平衡。效率过的时候公平沉，公平高的时候效率低，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效率5公斤，公平只占2公斤，这就适合了。大批下岗失业，中国主要问题是人多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从政治家角度考虑，他把人多的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所有问题。的想法很好，南方富了带北方富，一部分富起来带动大部分人富，但是它的结果恰恰不完全是这样。怎么看这个问题呢？现在做策划人也好，战略家也好，民营企业家也好，上市公司也好，这些人代表了效率的主要问题，是象征和代表，其实这块地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三农问题，下岗问题，反而没有去注意，包括我们现在国营企业。国营企业现在成了低效率的代名词，但是回头讲，低效率它也低成本，它一个企业养几万人，效率是低，但他生活安逸，现在效率是高了，大批人下岗，这种因素它没解决。包括我们讲公共汽车改革，搞无人售票，我说中国是人多的问题，根本用不着花几千块钱闹个匣子，搞什么无人售票，多养一个售票员就少一个下岗。

王志纲：老田，你不是有一段经常引用的诗歌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儿，换一批时代换一批歌喉，换一批歌喉换一批鸟儿……”这不是你经常引用的话吗，就是政治完成它那个阶段最迫切的事情，解决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中华民族被开除球籍的问题，作为一个政治家，能超越党派，非同一般。一直讲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像一个人光着屁股坐花轿，就像北韩一样，谁都不敢小看它，但它是个危险的国家之一。极不负责任的“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死掉3亿人怕个屁”，这是的，但那时候有它必然性，他起码让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但真的站起来，没有裤子穿是永远站不起来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北朝鲜一样，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不要被开除球籍这个问题。那么在你刚才讲是第三个问题，所谓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效率，空谈公平只能是一个人的裤子三个人穿，一碗饭五个人吃，最后被开除球籍。当我们不被开除球籍，整个中国的经济总量起来啦，中国的造血功能有了，那么下一步，作为政治家，肯定是要考虑公平的问题，所以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甚至第三次分配，都提到了议事日程。什么叫第二次分配，通过国家的税收来公共调节。什么叫第三次分配，呼唤富人的慈善家意识，这也是在做的，这些东西是长治久安的事，但这就比光着屁股坐花轿，空讲平等要好得多。所以社会的发展过程它是一个不断地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世界的事情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很多事情在哪个阶段处理哪个东西，所以下一阶段我估计再用杀富济贫是不现实了，但是会用宏观调控，通过国家手段来使财富均衡是必然的。因此现在为什么很多老板往海外逃呢，但是逃又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深圳很典型，80年代末就有一批人开始成为外国公民，因为当时他们赚到一千万以后，哇，不得了了，几辈人都没有的，像胡汉三一样，他拼命地搞到美国去了，等到现在回过头发现一千万只是养家糊口，只是穷人，这边原来的马仔挣了10个亿了，后悔莫及。到了21世纪，有很多人挣了1个亿，又跑到澳洲去了，去了又后悔了，这就反映了几个问题，第一个人的宽容度越来越高，社会的宽容度越来越高，这就是一个社会的进步，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就是说因为它宽容度高，才能允许人们有一种有横财的恒心，把财富做得更大一些，不至于把财富浮在外面。那么第三反而就给进行良性的二次、三次分配，创造比较好的条件，所以现在我们讲的那些慈善事业，像刚才讲的那个田家炳，他们这些就叫第三次分配，这些东西以后对很多老板都有启发意义的。中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它是有一批人重商，包括你讲的田家炳，甚至包括李嘉诚，他会一些财富这玩意，说实话，像我们这样是贫穷里面过来的，尤其中国这国家，这财富后面有口碑，美国可以传的话500年、1000年，中国是不可能的。这些事情引导得好的话就可以有一种用这种方式进行二、三次分配，我觉得是解决公平和效益根据历史经验来说是比较好的一种办法，如果是一味地为了平等，以牺牲效率为代价，那才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我是代表效率说话。

田炳信：现在看，走到今天21世纪，你觉得中国还有“左”的土壤吗？

王志纲：肯定有，中国“左”的土壤肯定存在，但是现在“左”的土壤受到重创，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左”的土壤的表现方式可能不是上层建筑，而可能表现在民间。我们财富要解决什么问题，温饱问题，特别关注中低层人民，所以这个是政治家的任务了，现在不是已经开始帮助弱势群体，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在官场，有官衔，有级别，需要的是忍耐和时间；在市场，无官衔，无级别，但需要的是灵活和空间。官场像象棋，市场像围棋。

中国的象棋的发明是等级社会的产物，起码是在秦朝以后，而中国的围棋与等级观念无关，至少也是产生在春秋战国时代。1600年前的古书《博物志》说是尧创造以教其子丹朱。又有人说是舜发明以教其子商均。这些都是传说，并不可靠。迄今发现的有关围棋的最早的文字是《左传》中以转棋来比喻卫国国政的记载，说的是公元前559年的事情，距今2500多年了。2400年前的古书《论语》和2300年前的古书《孟子》都提到围棋（当时叫“弈”）。

象棋有高手，但没有段位，而围棋没有高手，但有段位。古人对段位的评价，与其是在评棋，不如说在评人。在我国古代，围棋棋手的等级称为“棋品”。因受人品、官品、书品、“九品制”的影响，故棋品也设“九品制”。“九品”名称，最早见于北宋张拟的《棋经品格篇》：“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门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明清两代，围棋等级分为国手、二手、三手、四手，国手有大家、名家之分，其余各手又分先后，也近似于九等。

在围棋的游戏中，对弈者是按照布局、中盘和收官这三个阶段来进行的。围棋从布局到中盘到收官，始终表现和隐伏着死活、大小、虚实、先后、攻守、急缓、舍取、厚薄、优劣等错综复杂的矛盾。

是下无形围棋的九段，他在收官阶段，又出了一着高棋。这十几年中国的变化，证明了他的最后交待，下的妙，下的好。